by Kitty Leong | Jul 1, 2026 | CASS 的故事 - TW
1982年3月，服務社董事局在Henry主持下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：“就算沒有政府撥款資助，向社區提供服務的立社宗旨，還是要設法實現。”
沒有錢，怎麼提供服務？可以組織一群熱心、有奉獻精神的義工來做；而在華人社區中，正有不少熱心人士願意當義工。
董事局成員們思考着：義工能做什麼？有什麼服務是既貼近社區需求、又不需要大量資金就能開展的呢？
當時很多年輕華裔家庭，要尋找保姆照顧孩子，但信息渠道少，常常不知去哪裡找合適的保姆，而保姆也苦於找不到僱主——所以可以提供服務，為雙方牽線搭橋！
董事們了解到：在澳洲如果保姆要照看孩子，官方是有法規管理的，服務行業被稱為“家庭日托” （Family Day Care）。提供服務的保姆，須有相關准證，才能合法運營。此外，政府在每個地區設有機構，管理該區的日托服務。
因社原本是計劃在唐人街附近設立托兒中心，如今要改為日托，需了解各方面的規定。於是董事局聯繫了雪梨市管理日托服務的機構，Sydney Family Day Care。該機構的負責人 Maureen Hastings女士非常熱心，並支持Henry的理念，欣賞社為社區開拓服務的做法。她為董事局成員們提供了資料，幫助大家了解政府對保姆的要求和標準。
在1982年7月，董事局決定運營轉介中心，以義工執勤接電話，通過與Maureen Hastings女士合作，為需要保姆的家庭匹配合適的保姆。
又一個困難來了：電話裝哪裡？
當時的僑青社主席黃寶榮，大力支持這項華人社區的初創托兒服務，免費借場地給服務社做“接線中心”，推行家庭日托服務。
說干就干，在德信街66A的禮堂一角，擺一張桌子，牽一條電話線，服務社的第一項服務就開始了。
接下來，董事和義工們開展了最初的推廣行動，在唐人街張貼廣告、派發傳單，並通過2EA電台（即今天的SBS）播出服務信息。
由於Sydney Family Day Care只能接受雪梨市域內的保姆和孩子，如果超出這個區域，就無法轉介到她這裡，所以最初的計劃是只在悉尼市開展試點。
沒想到消息發出去后，收到的諮詢電話來自悉尼的四面八方，反而是唐人街的電話不多。原來很多華人雖住別處，卻要到唐人街採購雜貨、燒臘等。知道服務社有保姆轉介服務后，便打電話來諮詢。服務社於是承擔起了“翻譯政府政策、解釋文化需求、協助雙方溝通”的角色。
🤔這項服務會獲得有關方面認可嗎？我們下期分享。
by Kitty Leong | Jul 1, 2026 | CASS 的故事 - TW
1982年3月，“雪梨華人民眾暨兒童服務社” — 今天的華人服務社前身，成立一周年。當Henry同董事局成員、社員們碰頭開年會時，大家意識到一個嚴峻的問題：申請政府撥款看來是沒有希望了。
大家心情沉重，有人提出疑問：“既然沒有撥款，那就沒辦法提供托兒服務了。了解到一些面對相同情況的民族社區機構，已決定解散；要不要解散服務社？”
Henry提醒大家：“難道一定要有政府撥款，我們才能提供服務嗎？不要忘記在眾多社區人士面前，我們曾許下諾言：成立服務社要服務社區。所以設立社的初衷，就是要為社區服務。‘君子一言，駟馬難追。 ’”這不僅是當時面臨的情況，即便是今天，宗旨和挑戰仍然一樣。
大家回顧過去一年走過的路：一起做傳單、複印、派發傳單、組織活動，拜會社團領袖爭取支持等。儘管沒有政府撥款，仍舊可做一些事情，具體服務不一定需要很全面。這下大家茅塞頓開，不想輕易放棄。
於是董事局決定：“成立服務社的初心，就是要為社區提供有需要的服務。既然有初心，就算沒有政府的撥款資助，向社區提供服務的立社宗旨，還是要設法實現。”這成為服務社至今不變的信念。
四十多年來，華人服務社始終堅持初心：沒有撥款，也要想辦法服務社區；如果社區有需要，哪怕靠自己有限的力量，也要設法提供服務。正是這種信念，讓服務社在眾多機構中獨樹一幟。
用什麼辦法提供服務呢？需組織熱情而有奉獻精神的義工來做。
澳洲社會有很多義工組織，比如志願消防站、童軍組織等，還有當時Henry接觸到的2EA電台（澳洲民族廣播SBS的前身），都依賴義工們滿腔熱忱撐起社區工作。
Henry自己做義工，他的哥哥潘南強也熱衷社區事務，在2EA電台做義工寫中文新聞稿。
那時候還沒有中文報紙，一般在唐人街商店外派單張，信息傳播渠道之一是 2EA電台的華語廣播。由政府提供設備與場地，電台以多種語言為民族社區廣播，節目全靠義工運作，廣播員、撰稿人來自各行各業，Henry哥哥就是一名義工撰稿人。
哥哥每周去一次電台的新聞收發室，採集各國通訊社傳真來的新聞，複印后翻譯成新聞稿。他也寫一些華人社區、社團的消息，交給義工播報。
藉著哥哥的幫助，Henry將社的活動消息，傳到廣播中，爭取更多人參與活動和工作。
🤔服務社最早的義工做什麼呢？我們下期分享。
by Kitty Leong | Jul 1, 2026 | CASS 的故事 - TW
1981年3月8日，在借來的場地莎莉山鄰里中心，籌委會正式成立了“雪梨華人民眾暨兒童服務社”——今天的華人服務社前身，選出了9位董事局成員，Henry當選為主席。
此時距離他們向聯邦和州政府遞交撥款申請，已過去了三個多月，沒有任何音訊。早些時候，Henry曾打電話去詢問進度，得到的答覆只是：“申請書寫得很好，還在處理中。”
大家都很着急，於是Henry聯繫了當初協助他們進行申請的機構Ethnic Child Care Development Unit，希望能獲得一些信息，了解沒有下文可能的原因。
在1980年代初，澳洲經濟增長放緩，政府對撥款審批變得保守。而服務社剛成立，毫無業績經驗，對一個這樣全新的小機構，政府是沒有信心其有能力運營托兒中心、管理資助款項的。
因此有必要向有關方面證明，服務社在華人社區有影響力，以贏得政府的信任。於是，Henry和董事局夥伴們，積極籌劃着做一些事情，希望可以推動項目。
董事局成員們，在讀書期間都參與或組織過不少活動，大家一致同意舉行節日慶祝會，既可以有記錄證明機構有組織活動的能力，也能有門票收入，為新成立一窮二白的服務社，籌措一些運營資金。
一些熱心的義工們和董事局成員們，分工策劃活動。當年還沒有中文報紙，辦活動前，需要做傳單去推廣，因為告之各界人士的方式主要是發傳單，或聯絡親朋好友。當時僑青社提供了很多便利，幫忙打字，用油印機複印傳單等。
一些董事和義工們，分別在家裡準備了可口的食物，帶到借來的場地；有些義工們自編自演歌舞節目，就把新春慶祝活動熱熱鬧鬧地辦起來了，來了兩百多人，籌到兩三百元，是很鼓舞士氣的！
與此同時，Henry進行着一項關鍵任務，就是去拜會華人社區里社團的領袖們，希望他們會同意幫忙出支持信（Support Letter）。通過董事局成員們的朋友圈，聯絡到了好些社團的領袖，如海南同鄉會、致公堂、中山同鄉會、僑青社等歷史悠久的老僑團。當時Henry同董事局成員們親自登門拜訪，講明意圖，老華僑們一般都非常支持辦托兒服務的事情。當然其中也有一兩個社團，並沒有幫忙寫支持信。
1982年3月，轉眼一年多過去了，撥款申請還是沒有動靜，情況並不樂觀。在召開的董事局會議上，大家不得不面臨一個嚴峻的問題：政府撥款應該是沒有希望了。
要解散服務社嗎？還是不忘初衷？該何去何從？我們下期分享。
by Kitty Leong | Jul 1, 2026 | CASS 的故事 - TW
眾人拾柴火焰高，1980年3月，Henry找到了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籌備委員會，一起來出謀劃策爭取政府撥款，以便建立適合華人社區的托兒中心。
這項善意的行動，得到不少人士的支持，願意作為義工。前文講述了籌委會和義工們，在當時華人聚居的Surry Hills區，進行了兩項實地調研。完成了兩項調研后，覺得需有數據反映悉尼華人全社區支持項目，這裡分享他們開展的第三項調查。
那時候沒有網絡和報紙，要搜集散居在悉尼各區華人社區的數據，是件不容易的事情。經過商議后，大家覺得只有通過電話作抽樣調查，因為一般華人家庭都有裝電話。
Henry找來了每家每戶都會獲派的《白頁電話簿》，篩選出帶有常見華人英文姓氏的號碼，共整理出了約5000個電話號碼。
接着，他將這些電話按戶主姓氏的英文字母順序編號，再利用電腦表單中的隨機抽樣功能，抽取出150個樣本，分派給共10位籌委會成員和義工們，要求每人撥打15個電話，進行包含六七個問題的簡短訪問，收集每個家庭的意見、建議。
數據都收集到了，接下來需要分析數據和撰寫申請書。對於分析數據，Henry自己挑起了這項工作。而撰寫申請書正在為難之際，Henry遇到了曾在UNSW求學時的一位西人朋友——Vivienne Teoh，她正在攻讀政經學博士，擅長撰寫文案，無疑是寫申請書的最好人選。於是，Henry問她是否願意幫忙，她一口答應。
在8月到11月間， Vivienne主筆撰寫報告書，Henry從華人的角度提了不少意見。經過反覆打磨，於1980年12月1日，申請書正式遞交給政府：一份交聯邦政府，一份遞州政府。
籌委會還有件大事要做：要管理政府撥款，必須要有一間合法註冊機構。
從12月到次年的3月，籌委會馬不停蹄地籌備成立機構事宜。那時澳洲還未有“社團法”註冊的組織形式，只能選擇註冊為公司或合作社。一般上，非牟利性質的社區服務機構，是註冊為合作社（Cooperative Society），因此籌委會選擇了成立合作社，起名為“雪梨華人民眾暨兒童服務社”。有了決議，大家便分頭招攬人參加。
1981年3月8日下午，籌委會在借來的場地莎莉山鄰里中心召開成立大會，有約70人參加，選出了第一屆董事局成員：潘南弘、陳清傑、陳玲、方秀玲、黃美榮、Vivienne Teoh、朱羅竹英、李曾敏謙和沈武凱；潘南弘被推選為董事局主席，陳清傑為秘書。
申請政府撥款有着落嗎？下期分享。
by Kitty Leong | Jul 1, 2026 | CASS 的故事 - TW
創業不是靠喊口號，而是要腳踏實地一步步的行動。上篇潘南弘（大家通常稱他Henry）講述了他年輕時意外地成為義工的經歷，一干就是四十多年，他將陸續分享這些創業的往事。
1980年1月12日的籌備會上，Henry“眾望所歸”被推舉為項目協調人。
當時，華人社區沒有自身的托兒服務，Henry要從零開始着手創辦。
他想邀有志向義務為社區作服務的朋友來參與，但項目發起人張維德說需要得到雪梨中文學校管委會同意；而學校管委會方面因只有兩人願意參與，包括了張維德，於是決定學校不再參與，Henry可自行處理事情。
他邀到了六七位朋友來參與，其中包括陳玲、陳清傑、方秀玲、沈武凱等，加上張維德和李曾敏謙。
Henry打聽到，澳洲政府為了配合推行多元文化政策，設立了一間機構，協助民族社區團體申請撥款，以資助提供服務。
諮詢后他心裡有了眉目。首要任務是給政府遞交一份申請書，裡面列舉證據，說明華人社區缺乏符合自己文化的托兒服務，迫切需要籌辦此服務；申請書需有搜集到人口統計數據、調研結果，解釋為何要有相關服務、提出建議和方案、預算等。
雖然Henry是工科出身，不知社工科研究事項的方法，而其他籌委會參與者多是醫生、教師、會計、護士等，對調研也不了解。不過俗話說：“三個臭皮匠，頂個諸葛亮“。
如何調研呢？當時華人移民不多，除了唐人街一帶，很難找到有很多華人聚居的地區。討論后，大家認為籌劃的托兒中心將在唐人街，決定選擇當時華人較集中的Surry Hills區作調研，收集資料證明華人社區亟需適合其文化的托兒服務。
在1980年6月到8月期間，Henry與籌委會夥伴們，協調好些義工做了兩件大事。
第一是對Surry Hills區當地華裔居民進行訪問，收集數據證明居民需要適合華人的托兒服務。這項工作得到位於當地的致公堂大力支持和協助，義工們找了Commonwealth Street附近的兩三條街，挨家挨戶敲門，找到了80多戶華裔居民。
第二是訪問當地工廠的華裔女工，收集數據證明他們需要適合華人的托兒服務。當時Surry Hills區一帶有許多制衣廠，大多數女工都是華人，於是Henry聯絡了兩家工廠，告訴老闆來意后，他們都很支持項目，因為華裔女工需要托兒服務。每家制衣廠訪問了二十幾位華裔女工，效果很好。
完成了兩項調研后，覺得需有數據反映悉尼華人社區支持項目。如何進行呢？下篇分享。
by Kitty Leong | Jul 1, 2026 | CASS 的故事 - TW
年輕人關心社區事務、了解社會需要，這些經驗有助於成就一番事業。一直關心子女教育的潘南弘（大家通常稱他Henry），分享他年輕時意外地成為義工的故事。
那是1979年12月8日下午，Henry的太太受邀參加一個座談會，因此他需要在家照顧年幼的女兒；想到女兒可能哭鬧，他有點煩惱。好在不是正式會議，而且他需當司機送太太，於是決定帶着女兒旁聽，女兒看到媽媽就不會鬧了。
座談會的發起人，是雪梨中文學校的校長張維德。當時，澳洲剛開始推行多元文化政策，政府很鼓勵民族社區自行建立社區服務，所以他想向政府提出撥款申請，辦一間華人社區的托兒中心。如何申請呢？他便召開座談會來討論。他認為托兒服務是和女士有關的事情，所以邀請了許多認識的女士們來討論，Henry太太就是其中一位。
現場二十多個人，七嘴八舌吐槽起找托兒服務的困難，Henry也有切身體會，便插嘴講了一些女兒在本地托兒中心遭遇的事情，如女兒在戶外玩熱了，幼教者經常就把其上衣脫掉；之後不提醒穿回衣服，導致天冷時女兒常生病，家長需要請假照顧，非常不方便。
他又分享了一些個人見解，在場其他人都認可他的觀點，並說他應該參加籌備工作，目標是向政府申請撥款。
聖誕新年過後，在1月12日再聚首時，原本熱鬧的二十多人，籌備會參加者只有八九個人，可說是空談容易，要真正去做時很多人就退縮了。
開會不久，就出現一個棘手的問題：這個項目若要成形，就必須有人能在平日上班時間，與政府部門官員交涉。在場的年輕華裔移民，大家都需要上班，根本無法抽身。
只有Henry的時間相對自由靈活，因他當時在大學擔任講師助理，工作量不大，但要攻讀博士，研究課題是噪音，做實驗的設備運轉聲太吵，往往只能在夜晚操作，所以他白天可有些自由時間。於是，大家不約而同地望向Henry。
最終，他是“眾望所歸”被推舉為項目協調人，籌備工作就都落到了Henry身上。
Henry毫無思想準備地撿起了這個 “燙手山芋”：向政府遞交申請，請求資助華人社區建立托兒服務項目。
對於社區服務工作，Henry完全沒有經驗，還要與政府部門打交道，任務困難而艱巨。
從零開始，又沒有資源？接下來該怎麼辦？我們下期繼續分享。
💡結語：
年輕人開啟新事業時，往往面臨許多困難和障礙，要有勇氣去克服挑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