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y Kitty Leong | Jul 2, 2026 | CASS 的故事 - TW
澳洲的勞資關係上，工會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一家機構如果有僱員，就需要了解相關的法律，否則可能踩雷。
墾思托兒中心在運營初期，就經歷了一場工會登門的風波。
1985年8月初，當大家以為托兒中心一切都步上正軌時，有一天，園長突然接到工會電話，說要上門查看。
她急忙彙報給董事局，大家知道工會不好惹，於是天真地婉拒了工會的要求，避免接觸，理由是“工作時間不方便接待”。
兩天後，工會代表就依時登門，與一些工作人員談話，並要求查看職員的簽到記錄。
原來，中心的兩名幼教職員是工會成員，其中一位向工會投訴說服務社違規，沒有支付她們應得的薪酬。
工會代表查看了簽到記錄說：“這兩位職員，在過去的七八個月里，每天早上都是6:15上班。，這說明她們被要求早開始工作。根據行業裁定待遇（Award），在早上6:30前的工作，屬於倒班（Shift），因此須要依法支付加班費（Penalty Rates）。”
董事局成員們頓時傻了。早來上班是兩名職員自己提出的：中心6點半開門孩子進園，她們說提早15分鐘來準備，然後早點走。當時大家還覺得她倆認真負責，原來這是一個坑！
根據推算，半年多來的工資都補上的話，一個人就要補發上萬元的工資！對剛起步、資金緊張的托兒中心來說，無疑是一場災難。
工會態度非常強硬，缺乏經驗的董事們，趕快找熱心社區服務的義工律師Vivienne Abraham女士求救。她聽了情況后就指出：服務社的做法錯了，按照澳洲勞工法，工會人員在給予通知后，有權進入工作場所，與職工談話了解相關情況。收到工會的通知時，不能說不歡迎，更不能對抗。
Vivienne女士幫忙與工會交涉，最終服務社只需每人補發約4千多澳元的工資。她也善意提醒董事們：“接下來你們不能對兩位職員採取任何制裁措施。”
不過，風波后不久，兩位員工便辭職。這次事件，讓服務社上了兩堂深刻的課。
一是工會的權利不可忽視。在澳洲，托兒、護工、教師等行業的從業者，不少都參加工會，工會有合法的監督權。此後，當服務社接到工會來訪通知時，都會積極配合、提供便利。
二是每個行業都有其嚴格的裁定待遇（Award）。無論是上班時間、休息安排還是工資計算，都必須完全遵守規定。
經歷了這場“工會風波”，服務社學會了如何在雇傭規則中穩健前行。
🤔服務社接下來還有遇上困難嗎？我們下篇分享。
by Kitty Leong | Jul 2, 2026 | CASS 的故事 - TW
在澳洲政府的資助下，服務社於1984年末，購買了墾思幼稚園，得以開展創社目標的托兒服務。儘管董事局夥伴們都很開心業務有進展，滿腔熱情準備為社區繼續出力，可是由於缺乏運營托兒服務的經驗，麻煩接踵而至。
先是當要為“墾思托兒中心”（Campsie Child Care Centre），向新州政府有關部門申請准證、更新經營主體和中心名字時，結果相關部門通知：根據其記錄，托兒中心不符合運營標準，必須立即修繕，否則不能運營。
大家心裡都犯嘀咕：這間購買的幼稚園，已運營了約二十年，政府部門看來不曾執法要求修繕。如今因為換了個新主人，卻嚴厲地立刻要求整改，否則不能運營，這是很不合理的事。
要修繕的項目包括：托兒中心的天花板厚度不符合火警規格；周圍玻璃窗的玻璃不是不會碎的那種，所以不合規格； 兒童廁所數目不足夠；中心內沒有給予工作人員從事準備和行政事務的地方；而且地板有多處損壞，需要更換；多數設備簡陋，內外缺乏兒童活動設施等。加起來，需要的費用至少要三萬多元。
幸好聯邦政府部門在知道事情后，出面與州的有關部門交涉，並承諾提供裝修撥款，這才讓托兒中心有了半年的緩衝期，得以可開始運營。
接着，服務社向家長們發出通知，說明經營方更換。沒想到，不少家長紛紛表示將退園，孩子人數銳減到只剩一半。這是因為家長們對服務社完全沒有認識，是個陌生的機構，他們擔心其能力接手提供服務，因而有疑慮。
另一方面，服務社在市場上招聘中心院長，一直沒有適合的申請人選，最後只好選擇了服務社家庭日托的一位員工出任。可是因這位員工並沒有經驗，所以有不少事務都不是進行得很順利。
為了替社省錢，不少義工在三個周末，到中心進行一些修理工作，包括中心遊戲場、油漆等。董事們在好多個晚上開會到半夜三更，為開業做各種安排！
1985年1月29日，墾思托兒中心正式開始運營，提供全日托、學前課後及假期的學童照顧服務。
由於收的孩子人數不多，財政上有很大的壓力。聯邦政府部門通知服務社，因它是非牟利機構，在當時是有資格向州政府申請常年運營撥款資助。結果服務社順利得到撥款。
經過大半年的努力，孩子人數逐漸增加，才使財務穩定下來。
突然有一天，中心接到工會電話，說要上門查看。
🤔社該怎麼做呢？我們下篇分享。
by Kitty Leong | Jul 1, 2026 | CASS 的故事 - TW
1984年8月初，服務社收到一個意想不到的消息：“在墾思（Campsie）有一間私人幼稚園正要出售，政府擔心發展商會購買而導致失掉托兒服務，因此願意資助服務社購買。”
接到這個消息，董事局成員們感到既興奮又為難：當初的設想是要在唐人街開辦托兒中心，若在墾思落腳，是與初心偏離。但考慮到這是個學習運營托兒中心、累集經驗的機會，實在不容錯過。最終，董事局作出決定接受這個機會。
在聯邦政府部門的穿針引線下，9月初，服務社與名為“墾思幼稚園” （Campsie Kindergarten）的私人業主見面，洽談購買事務。
這家私人幼稚園位於墾思第六街44號，雙方很快談妥價格為25萬澳元。
但在談的過程中才了解：業主還有一個與幼稚園毗鄰的48號物業，是間破舊的倉庫，價值4萬澳元，業主要服務社同時購置此物業，否則他不願意出售幼稚園。
問題是：政府明確表示，願撥款資助購買幼稚園，不會撥款去購買任何與幼稚園無關的物業。
這就出現了一個難題，如果服務社沒有4萬澳元，以購買48號物業，就會失掉政府25萬澳元的撥款。但4萬澳元從哪裡來呢？
當時，服務社沒有任何資金，也沒有經營任何有收入的項目，所以去銀行或金融公司問貸款，沒有願意貸款的，回應是一致的：你們如何能還得起錢？
董事局經過反覆討論，到11月初，商討出一個方案：先完成44號幼稚園物業的交易；要求業主給予一年的時間，才完成購買48號物業的手續，以讓服務社有時間進行籌款活動，會有社成員以個人資產向私人業主作財務擔保，結果業主同意了這個方案。
最終，政府的撥款到位，於1984年底，幼稚園順利成交；對48號物業，則簽訂了協議書，一年後成交。這方面是得到陳玲醫生、吳昌茂醫生、方秀玲醫生和潘南弘先生四位熱心人士，用自己私人的資產來為48號物業的購置作擔保。
大家歡天喜地慶祝了幼稚園的成交，將其改名為墾思托兒中心（Campsie Child Care Centre），並展開招聘等籌備事宜。
但誰知是個“燙手山芋”的開始！
很快州政府有關部門上門說：幼稚園不符合運營標準，必須立即修繕，否則不能運營。而裝修詢價之後，發現要至少3萬多澳元。
當家長們知道是華人接手托兒中心后，紛紛退園，孩子數量銳減到只剩一半。
🤔生源驟減，加上額外的裝修費用，毫無經驗的服務社該如何撐下去呢？我們下篇分享。
by Kitty Leong | Jul 1, 2026 | CASS 的故事 - TW
自從服務社開展“家庭日托發展服務”轉介項目后，社董事局深知與政府部門保持溝通的重要性，必須積极參与每月的會面。因Henry在悉尼市中心上班，便每周都抽出兩個午休時間，與員工或政府部門官員開會。常常他是一邊啃三明治，一邊討論事務，雖然急匆匆，卻收穫頗豐。
華人社區對各種托兒服務的需求，不斷逐漸顯露出來。其中發現：許多華人家庭，因語言障礙，他們的小孩無法參加主流遊戲組。在1983年5月，社在市區Ultimo借用場地，開辦了首個華人兒童遊戲組。每周一次的活動，成了許多華人家庭的溫馨聚點。
當時，僅有的三名職員，除了跨區開展家庭日托服務，還需分身照顧遊戲組，半職人員幾乎做着全職的工作，忙碌而緊張。
董事局清楚：“勉力支撐”的局面難以長久，必須有更多資源投入。然而，轉介項目只是一項為期三年的試驗性服務，通常有關方面在項目到期前，才會重新審核撥款，中途不會作任何調整。
社於1983年底，還是向聯邦政府反應了困境，並遞交了要求增加撥款的申請。持續的打交道和項目的好進展，政府部門看到社的這群年輕人，不僅有能力，更有決心和熱情，真心實意地為社區提供服務。
政府了解此項目對社區的長遠意義，如果半途而廢，將是一個損失；並且社的認真積極態度得到認可，在未到重審時間的情況下，政府破例批准了增加撥款，允許社再多聘兩位全職職員投入項目。
在1984年6月間，聯邦政府托兒服務辦公室向董事局提出試探性詢問：“你們是否一定要在莎莉山區域開辦托兒中心？會考慮其以外的地區嗎？”
董事局討論後作出決定：地點不是關鍵，能開始提供服務給予社區才是重要的。
到了8月初，政府部門通知了意想不到的消息：“在Campsie有一間私人幼稚園正要出售，政府願意資助服務社購買。”
原來有間滿員的幼稚園，業主不想繼續經營，而其物業所在處，是可開發公寓的地帶，所以開發商一定會來收購。當時托兒服務普遍供不應求，而Campsie地區人們經濟相對差，托兒服務尤為匱乏，如果幼稚園關閉，很多家庭將無服務可用。
為了保障社區有托兒服務，政府決定介入購買。但是政府不能自行運營，需要找一家有能力的社區機構來經營。
🤔這無疑是一塊從天而降的“餡餅”！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機遇，服務社將如何抉擇、規劃呢？我們下篇分享。
by Kitty Leong | Jul 1, 2026 | CASS 的故事 - TW
1983年，服務社先後獲得兩筆政府撥款，聘請了三名半職工作人員，正式在華裔社區開展 “家庭日托發展服務（Family Day Care Development Service，FDCDS）” 轉介服務項目，為尋找托兒服務的家長和想提供托兒服務的保姆牽線搭橋。
按照規定，所有保姆都必須在其地區主流家庭日托機構名下登記註冊。
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需求，服務社希望能盡量滿足社區人士，但當時的制度卻不允許跨地區提供服務。
對社這個試驗性項目，州政府同意了悉尼市的Sydney Family Day Care和服務社合作提供跨地區的支持，認可這種特殊的運作模式。
而董事局覺得：想要華裔保姆能長期為社區內的家庭提供跨區服務，就需要得到各地區的Family Day Care運營機構的支持，所以與悉尼市之外的家庭日托機構打交道，是很重要且有必要的。於是服務社申請加入新州日托行業機構NSW Family Day Care Association——一間地區日託運營機構需要參加的組織。和主流機構打交道推動項目，對服務社是十分關鍵的事情。
原本董事局以為，已交往的Maureen Hastings女士如此鼎力支持，其他的地區機構應該也會友善。誰知道，當參與首次會議時，服務社代表遇到的是質疑和盤問：“你們為什麼要做這個項目？” 、“為什麼要來搶我們的生意？” 、“讓家長和保姆直接找我們，不需要你們！”
社代表方秀玲、朱羅竹英等人，總是耐心解釋：“我們不是來‘搶生意’的，而是幫英語不好的華裔人士了解服務情況，畢竟語言和文化是障礙。”得到的回應開始時充滿敵意：“不會英文，就別來做保姆！” 場面一度十分尷尬。
但社代表沒有退縮，仍一次又一次出席會議，堅持溝通，“一回生二回熟”。時間久了，曾經冷漠或有敵意的機構，慢慢地了解並認可了服務社的用心，逐漸敵意消散，換成尊重和友誼。多年後，眾人不僅成為朋友，也成了長期合作的夥伴。
另一方面，州和聯邦政府的托兒服務部門，每隔兩個月就會與服務社開會溝通。剛開始時，大家較陌生，長期打交道下來，官員們發現服務社的團隊很不錯，有管理能力、有想法、敢幹實事。
這段歷程反映一個道理：遇到困難時，堅持把事做好，久而久之，陌生會變成熟悉，隔閡會變成信任。
服務社不僅進行跨地區運作，還開始建立遊戲組（Playgroup），工作人員又需去照顧遊戲組，兼職的人做着全職的工作，服務社再次面臨挑戰。
🤔項目如何繼續發展？我們下期分享。
by Kitty Leong | Jul 1, 2026 | CASS 的故事 - TW
儘管最初計劃設立托兒中心向政府申請撥款沒成功，服務社董事局仍堅持要為社區提供服務的初心。1982年7月，董事局決定運營轉介中心，以義工執勤接電話，通過與Sydney Family Day Care（以下稱為SFDC）合作，為需要保姆的華人家庭與合適的華人保姆牽線搭橋。
SFDC的執行人員Maureen Hastings給予大力支持，幫忙接收有興趣做保姆的華人，而有父母打電話來找保姆時，服務社則協調轉介。運營了三四個月後，項目幫到英語不好打算做保姆的人找到工作機會，華人家長也能為孩子找到托兒服務。漸漸地，服務社在社區打開了知名度。
這項出於熱心的自發行動，消息很快傳到了聯邦政府托兒服務部在悉尼的辦公室（Office of Child Care），有關政府官員對服務社的做法十分讚賞，認為這是真正惠及社區的舉措，於是約見社負責人，並鼓勵提出申請特別撥款，以便能聘用一位員工。
在1982年11月，Henry寫了申請書給政府托兒服務辦公室，他描述了社正在做的事情，坦言條件有限、因此做得不完善，需要聘用一位專人來幫助開展這項轉介服務。請求提供撥款。
兩個多月後，約在1983年1月中，便收到了好消息：政府批准了撥款！將為服務社提供三年的資助，用於聘請一名全職員工，專門負責這項試驗性計劃——華裔社區 “家庭日托發展服務（Family Day Care Development Service，FDCDS）” 轉介服務。此時，僑青社繼續慷慨提供辦公場所。
考慮到請一位工作人員效果可能不理想，既要接電話、又要家訪、處理行政和推廣等，實在分身乏術，董事局決定把撥款拆分成兩份，聘請兩名兼職社工。很快，英文報紙上的招聘廣告吸引來了尋工者，經過面試，挑到合適人選：一位是 UNSW 剛畢業來自香港的社工；另一位是來自馬來西亞的教師移民。她們成為社最早的正式員工。
1983年3月，服務社終於有了兩名兼職員工，有了人力負責服務工作，項目開展更有成效。
當時的澳洲經濟不景氣，很多人失業，為了降低失業率，政府設立撥款給符合條件的機構，去聘用失業人士。社董事局看準機會，也申請撥款。在1983年下半年，成功拿到撥款：聘用一位失業者半年，結果聘用了一位從香港移民來的教師。
由於當時與SFDC合作其服務範圍僅限悉尼市轄區，而尋求社幫助的人，卻來自四面八方，董事局了解需要提供跨地區的服務。
🤔家庭日托跨地區服務在制度上是不允許的，那怎麼辦呢？我們下期分享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