儘管最初計劃設立托兒中心向政府申請撥款沒成功，服務社董事局仍堅持要為社區提供服務的初心。1982年7月，董事局決定運營轉介中心，以義工執勤接電話，通過與Sydney Family Day Care（以下稱為SFDC）合作，為需要保姆的華人家庭與合適的華人保姆牽線搭橋。
SFDC的執行人員Maureen Hastings給予大力支持，幫忙接收有興趣做保姆的華人，而有父母打電話來找保姆時，服務社則協調轉介。運營了三四個月後，項目幫到英語不好打算做保姆的人找到工作機會，華人家長也能為孩子找到托兒服務。漸漸地，服務社在社區打開了知名度。
這項出於熱心的自發行動，消息很快傳到了聯邦政府托兒服務部在悉尼的辦公室（Office of Child Care），有關政府官員對服務社的做法十分讚賞，認為這是真正惠及社區的舉措，於是約見社負責人，並鼓勵提出申請特別撥款，以便能聘用一位員工。
在1982年11月，Henry寫了申請書給政府托兒服務辦公室，他描述了社正在做的事情，坦言條件有限、因此做得不完善，需要聘用一位專人來幫助開展這項轉介服務。請求提供撥款。
兩個多月後，約在1983年1月中，便收到了好消息：政府批准了撥款！將為服務社提供三年的資助，用於聘請一名全職員工，專門負責這項試驗性計劃——華裔社區 “家庭日托發展服務（Family Day Care Development Service，FDCDS）” 轉介服務。此時，僑青社繼續慷慨提供辦公場所。
考慮到請一位工作人員效果可能不理想，既要接電話、又要家訪、處理行政和推廣等，實在分身乏術，董事局決定把撥款拆分成兩份，聘請兩名兼職社工。很快，英文報紙上的招聘廣告吸引來了尋工者，經過面試，挑到合適人選：一位是 UNSW 剛畢業來自香港的社工；另一位是來自馬來西亞的教師移民。她們成為社最早的正式員工。
1983年3月，服務社終於有了兩名兼職員工，有了人力負責服務工作，項目開展更有成效。
當時的澳洲經濟不景氣，很多人失業，為了降低失業率，政府設立撥款給符合條件的機構，去聘用失業人士。社董事局看準機會，也申請撥款。在1983年下半年，成功拿到撥款：聘用一位失業者半年，結果聘用了一位從香港移民來的教師。
由於當時與SFDC合作其服務範圍僅限悉尼市轄區，而尋求社幫助的人，卻來自四面八方，董事局了解需要提供跨地區的服務。
🤔家庭日托跨地區服務在制度上是不允許的，那怎麼辦呢？我們下期分享。
